王焕生 | 漫谈西塞罗的《论共和国》

编者按：本文系王焕生先生为西塞罗《论共和国》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所撰中译导言，题目为编者所加。感谢先生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西塞罗的全名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古罗马著名演说家、国务活动家和作家。

西塞罗于公元前106年出生在他父亲的一座庄园里，该庄园位于拉丁地区东南部小镇阿尔皮努姆（Arpinum，今Arpino)附近。阿尔皮努姆原属奥斯基人的居住地域，当地居民于公元前303年才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188年在西塞罗的祖父时代才获得选举权。西塞罗一家长期居住在那里，较为富有，且受人尊敬。他的家庭与姓图利乌斯的贵族世系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由于他父亲获得骑士称号，才进入骑士等级。西塞罗是该家庭中第一个担任高级官职的人，因而他一再声称自己属于“新人”（homo novus)。西塞罗的父亲一直生活在乡间，一生未从政，但很喜欢学术，关心儿子的成长，从而使西塞罗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西塞罗在父亲的带领下，和弟弟昆图斯(比他小6岁）一起来到罗马，投拜于希腊教师门下求学。

《正在读书的少年西塞罗》, Vincenzo Foppa, 1464

西塞罗具有很高的文学天赋，15—16岁时就开始写诗，其中包括长诗《马略》[1]，翻译希腊诗歌。不过相对说来，他对演说术却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那是当时从政的必要手段。西塞罗的青少年时期正是罗马著名统帅马略（Marius，公元前156—前86)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期。马略与西塞罗是同乡，也是西塞罗的长辈亲属。此人虽然出身于社会下层，却颇有才能，以杰出的军事功绩跻身于社会上层，在家乡享有盛誉，受人崇敬。这一点对西塞罗树立人生志向不会没有影响。此外，罗马广场政治气氛浓烈，政治活动频繁，这些对年轻的西塞罗突然也起了很好的熏陶作用。西塞罗在罗马学习期间，曾师从名门，例如随著名法学家斯凯沃拉（Scaevola)学习过法学，随费德鲁斯（Phaedus）学习过伊壁鸠鲁派哲学，随菲隆（Philon)学习过学园派哲学，随狄奥多托斯（Diodotus)学习过斯多葛派哲学，从而使他获得了广泛的法学和哲学知识。

西塞罗约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步入社会生活，从事演说事业。他本人编辑发表的第一篇演说辞是公元前81年发表的《为昆克提乌斯辩护辞》（Pro Quinctio)。公元前80年，他发表了《为罗斯基乌斯辩护辞》（Pro Roscio)。这次诉讼辩护为他赢得了很大的政治声誉，因为他在该案中竟然胆敢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当时不可一世的独裁者苏拉（Sulla）的一个宠人。公元前79年，西塞罗前往希腊，自称是由于健康原因，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演说技巧和其他学业[2]。他在雅典逗留了约半年时间，主要是进一步研究哲学和演说术（修辞学）。他在这期间结识了提图斯•蓬波尼乌斯•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两人后来成为终身挚友。在这之后，西塞罗去到小亚细亚，然后去到罗得斯岛，在那里随希腊著名修辞学家摩隆（Molon）研究演说技巧。摩隆曾在罗马讲过学，西塞罗曾经听过他的讲演。在摩隆的指导下，西塞罗学有成就，他的演说才能和技巧使摩隆佩服不已。

Cicero and his friend Atticus and brother Quintus at his Villa at Arpinum，Richard Wilson

两年后，西塞罗回到罗马。他曾经成功地为一系列重要案件进行辩护，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公元前76年，他被选为下一年度的财政官，在西西里任职，口碑颇佳。维勒斯(Verres)于公元前73—前71年任西西里总督，任职期间滥用权力，残酷地掠夺当地的财富。西西里人在维勒斯卸任后依法控告他，委托令他们敬重的西塞罗为他们辩护。西塞罗的有力辩护使西西里人的控告获得胜利，维勒斯本人未待宣判便自动流亡。维勒斯案为西塞罗贏得了巨大的声誉，西塞罗的威望剧增，成为罗马第一演说家和辩护师，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上述这些业绩使得西塞罗在以后竞选官职时一路顺利，于公元前69年出任市政官，公元前66年出任裁判官，最后在贵族派的支持下，又成功地竞选了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从而达到罗马国家官职的最高点。从此以后，西塞罗也完全站到保守的贵族元老派一边，维护罗马贵族共和制。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成功地揭露和粉碎了以破落贵族卡提利纳（Catilina)为首企图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使他的政治声誉达到最高峰，被视为共和国的拯救者，被称为“国父”。

西塞罗控卡提利纳

西塞罗生活的时期正是罗马政治派别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他未经正常的法律程序处死卡提利纳阴谋分子成为反对派攻击他的口实，使他在达到政坛的最高点之后，他的政治生涯很快发生了急促的转折。当时，罗马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站在民众派一边的凯撒和庞培迅速崛起。凯撒与庞培的个人利益虽不一致，但他们在反对保守的贵族元老派这一共同的目标下联合了起来，与代表骑士等级利益的巨富克拉苏斯于公元前60年夏结成联盟，通称“前三巨头同盟”，瓜分国家权力。凯撒和庞培很想利用西塞罗的演说才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但三巨头的独裁倾向令西塞罗反感，使得西塞罗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在凯撒的支持下，西塞罗的政坛劲敌克洛狄乌斯（Clodius)被选举为公元前58年的保民官。克洛狄乌斯任职后，立即提出了针对西塞罗的放逐法案。西塞罗多方求助无效，不得不未待法案正式通过，便离开了罗马，流亡马其顿。

在西塞罗流亡后，罗马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庞培开始与元老院接近，弥洛（Milo)在元老阶层的支持下，出任公元前57年的保民官。由于庞培的支持，弥洛的大力鼓动，元老院通过了召回西塞罗的法案。西塞罗于是年9月返回罗马，受到凯旋式的欢迎。政局的转变使西塞罗受到鼓舞，他热望能重新积极投身社会政治生活，但是未能如愿。形势的转变只是暂时的。公元前56年，三巨头在埃特鲁里亚的卢卡会晤，重新确认他们的同盟关系和利益划分。公元前53年，克拉苏斯在同帕提亚人（中国古代史书称为安息）的战争中被杀死，使凯撒和庞培之间失去了平衡因素，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罗马街头不断发生派别冲突，官员无法如期选举，罗马陷人无政府状态。公元前52年，克洛狄乌斯被弥洛的支持者杀死，情况变得更加混乱，元老院无能为力。这就是公元前1世纪50年代罗马的政治形势。罗马共和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

前三巨头同盟

在这场斗争过程中，西塞罗的处境十分为难。他的共和信仰使他站在保守的贵族元老派一边，但庞培在他返回罗马的事情中有恩于他，同时他也想得到凯撒的支持，从而又使他不得不同三巨头同盟周旋。他希望恢复传统的共和制度，希望自己能在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然而元老院的无能为力、凯撒和庞培之间矛盾的激化又使他处于非常软弱的地位。他基本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颇有怀才不遇、无用武之地之感。正是这种混乱的政治形势、共和制度的岌岌可危和不得意的个人处境，使西塞罗在五十年代后半期除了受托作一些辩护演说外，主要便是在自己的庄园里就演说术和国家问题进行思考，总结自己的演说实践和从政经验，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写出修辞学著作《论演说家》之后，又写出了两部政治学著作，即《论共和国》和《论法律》。

西塞罗是一位多产作家，也是传世作品较多的古代作家之一。《论共和国》在古罗马时代颇有影响。西塞罗的朋友马•凯利乌斯（M. Caelius）在公元前51年致西塞罗的信中说：“你的《论共和国》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3]《论共和国》在中世纪初期也曾经受到人们的重视，例如基督教教父拉克坦提乌斯、安布罗西乌斯、奥古斯丁等都曾经认真阅读和研究过这部著作，做过许多称引和诠释。可是后来，这部著作却一直杳无踪影，以至于人们认为它已经失佚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作家曾经多方寻找这部著作，但是毫无结果。这就使得在很长的时间里，以至于直到19世纪时，人们只是根据公元五世纪罗马作家马克罗比乌斯（Macro Bius)称引自《论共和国》的《斯基皮奥之梦》和其他一些非常零散的引述片段，知道《论共和国》这部著作。

《论共和国》中译本

19世纪初，有了意外的发现。1820年，时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的红衣主教安吉洛•梅（Angel Mai)偶然中发现了《论共和国》的抄本。安吉洛•梅是一位博学之人，对古代抄本很有研究。有一部奥古斯丁著作的抄本，是对旧约《诗篇》119—140的注释。抄本属于公元8世纪，用的是经过清洗的羊皮纸。安杰洛•梅对这部抄本认真进行研究，发现羊皮纸上原先抄录的竟是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的文字，属于公元4世纪。安杰洛•梅非常仔细地对发现的文字进行恢复，读出了《论共和国》的第一卷差不多整卷和第二卷的大部分，还有第三、四、五卷的一些片段，第六卷则完全失佚了。安吉洛•梅于1822年发表了抄本文字，同时还收集了一些其他古代作家的称引片段，作了注释。该版本后来曾经修订再版。在传世的《论共和国》版本中，保存较好的段落是斯基皮奥的谈话和莱利乌斯等人的一些插话，其他几位年轻人的谈话则基本失佚了，并且即使在保存较好的第一、二卷里，斯基皮奥的谈话也有许多重要段落遭损坏，无法恢复，例如他对王政的评价，关于最好的国家体制问题的谈话等。

《论共和国》采用的是对话体。书中虚拟的谈话时间是在公元前129年1月末至2月初的拉丁节期间，谈话地点在小斯基皮奥位于罗马郊外的一座庄园里。斯基皮奥家族是古代罗马的名门望族之一，在罗马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老斯基皮奥曾经统帅罗马军队登陆北非，打败迦太基著名统帅汉尼拔，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小斯基皮奥生于约公元前185年，本是名门艾弥利乌斯•鲍鲁斯之子，过继给老斯基皮奥的儿子，改姓斯基皮奥。小斯基皮奥17岁时便在生父鲍鲁斯的统帅下参加了对马其顿的战争，经历过皮得纳战役（公元前168年），出征过西班牙，后来又参加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7年任执政官后曾统帅罗马在北非的军队，于公元前146年摧毁迦太基，结束第三次布匿战争。此后他曾任监察官（公元前142年）、执政官（公元前134年），远征西班牙，享有很高的威望。小斯基皮奥崇尚希腊文化，维护罗马古代传统，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作家、诗人，对当时的罗马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西塞罗把小斯基皮奥视为公正、仁慈的罗马国家领导者的化身。参加谈话的除了小斯基皮奥外，还有八位，其中四位年长者是斯基皮奥的亲密朋友，另外四位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这里寄托着西塞罗的政治理想。

小斯基皮奥的胜利

西塞罗安排的关于共和国的谈话延续三天，每天谈一个问题。第一天谈最好的国家体制问题（optimus status civitatis)，第二天谈国家概念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公正问题（aequabilitas)，第三天谈最优秀的国家管理者问题（optimus civis)。每一个问题分为两次谈话，共六次谈话，构成六卷书。全书以斯基皮奥之梦结束，说明忠实地服务于国家的人死后会得到永生。

西塞罗在《论预言》中列举完自己的哲学著作后曾经说：

1

属于这类著作的还有《论共和国》六卷，它们写于我仍然掌握着管理国家的舵柄的时候，书中研究的问题很重要，与哲学有直接关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特奥弗拉斯托斯和所有消遥派哲学家都曾经研究过它。[4]

西塞罗在这里指出了自己的国家理论与希腊哲学家的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西塞罗是位折衷主义者。他自称是柏拉图派，但实际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斯多葛派哲学，特别是在伦理学方面，斯多葛派的自然论（自然神性）是他的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西塞罗与柏拉图的国家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社会现实，特别是以罗马国家现实为基础立论，从而使他的国家理论摆脱了柏拉图的唯心论的乌托邦色彩。

西塞罗在谈论国家问题时，首先给国家这一概念下了一个定义，称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是人们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这里也包含了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定义，强调他所指的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西塞罗的国家和人民概念后来经常被欧洲政治理论家称引。关于国家的产生，西塞罗从自然论出发，认为人们联合或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具有某种天生的聚合性，而国家政体的产生则在于任何一种联合起来的公民社会为了能长久地存在下去，都需要某种机构进行管理。这种管理职能或者授予一个人，或者授予选举出来的一些人，或者由许多人，即由所有的人来承担，由此便产生了三种基本的国家管理形式，即政体，其中第一种为王政（君主制），第二种为贵族政体，第三种为人民政体或民主政体。

斯基皮奥之梦

西塞罗借斯基皮奥之口，对这三种基本的简单国家政体的优劣进行评述，认为它们每一种体制本身都包含固有的弱点。在王政下，其他人被排除在公共立法和协议之外。在贵族统治下，民众并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在民主政体下，一切由人民管理，但由于不存在任何地位、等级，因而公平本身仍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三种基本政体中，雅典城邦式的民主政体被视为一种“最不值得称赞”的政体[5]。西塞罗认为，这三种政体由于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很容易向较坏的方向下滑，从而形成这三种政体的循环更替。不公正的王政、贵族宗派集团和民众放肆的暴政是这三种体制的病态变形，从而出现个人专制、寡头集团统治和民众的自由放纵。西塞罗显然认为，三种政体中以王政最优越。不过还有一种政体比王政更优越，那就是混合政体，即由三种良好的简单国家政体均衡地混合而成的政体。西塞罗认为，混合政体的优点在于它的公平性和稳定性，因为它既包含三种基本国家政体的积极方面，即王政的智慧，贵族的权威和民众参与协商的可能，同时又不存在任何引起变更的始因，因为在这里每种因素都稳定地处于自己应有的地位。[6]以上是西塞罗对国家政体问题的基本看法。

混合政体论起初是由希腊政治哲学理论提出来的，后来传入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4—前122)首先把这种理论应用于罗马共和政体。波利比奥斯对罗马强大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结论是罗马的强大是由于罗马国家政体的优越。这一种政体成功地把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众政体这几种基本的国家政体形式的特点结合了起来，具体通过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些国家机构来体现，它们互相制约，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难看出，波利比奥斯的观点无疑是西塞罗的混合政体论的基本来源，不过又有区别。西塞罗把古代罗马国家政体与希腊各城邦的政体进行比较，认为即使是传说中最繁盛的克里特、斯巴达和雅典，那些国家可以说是由一些人各自以自己的立法和规章建立的，而罗马则不一样，它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许多人建立的，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经过数个世纪由数代人建立的。[7]

罗马城遗址

西塞罗在第二卷中对古代罗马的发展作了详细的叙述和称赞，以佐证自己的混合政体论点。西塞罗认为，罗马自王政时期开始，正是在数个世纪的一代代人的交替中，罗马形成了自己完善的国家政体。在西塞罗看来，这种完善的国家政体在小斯基皮奥时代遭到破坏，这就是格拉古兄弟的民主改革运动动摇了罗马传统的国家基础，元老院被分裂，人民被分裂。由此可见，西塞罗作为最佳混合型国家政体的具体体现是指罗马国家在格拉古兄弟的民主改革运动之前、在平民和贵族斗争的基础上使国家内部关系得到调整而迅速强盛起来的罗马贵族共和国。

第二天谈国家概念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国家管理中的正义观，并且谈话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西塞罗在第三卷中安排年轻人菲卢斯持非正义说，即没有非正义便不可能管理国家，让长辈莱利乌斯持正义说，驳斥菲卢斯的观点，说明正义如何有利于国家管理，最后由小斯基皮奥表示支持正义说，认为没有正义，便不存在国家。第四卷仅存很少的残段。从那些残段看，在这一卷里显然谈到社会等极、道德标准、公民教育以及文学艺术的作用等问题。

西塞罗在第五、六卷中集中谈优秀的国家管理者（rector）问题。由于这两卷残损太严重，除《斯基皮奥之梦》之外，只传下一些非常零散的片段和后代作家的转述，因而人们只能根据这些材料对西塞罗的观点进行一些联想和推测。西塞罗认为，管理国家靠公正，公正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只有公正地统治，国家才能存在。统治者行为不公，国家即遭破坏。西塞罗认为，优秀的国家管理者应该明智、公正、克制、富有口才、通晓法律，知道希腊作家。[8]优秀的国家管理者应该关心人民，人民利益至上。[9]西塞罗在此前谈到国家治理时实际上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认为应该由一些能主持正义的人来治理国家。[10]归结起来，优秀的国家管理者最本质的方面是智慧和德性，丰富的智慧使他能对国事进行明智的决策，良好的德性使他能公正地行使权力，管理国家。西塞罗在这里强调了国家管理的道德方面。

西塞罗（106 BC - 43 BC）

总的说来，西塞罗的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斯多葛派哲学的自然论，他的政治理论的现实基础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他的政治理论所追求目标是通过从政治哲学角度颂扬罗马古代传统，恢复理想的古罗马共和体制。西塞罗的政治理想未能实现，但他却通过《论共和国》和《论法律》这两部著作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人们主要是通过这两部著作了解希腊晚期政治哲学思想，通过它们了解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思想理论。西塞罗的思想无疑具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本书的拉丁文本采用的是勒伯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西塞罗《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1952年版拉丁文本，同时对照杜伊布纳希腊罗马作家丛书（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中西塞罗《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1960年版，对残损部分作了一些补充，附录了一些重要的异文或对残损部分的考订文字。注释参考了勒伯古典丛书拉丁文本和其他版本，供阅读参考。

王焕生

2005年6月

注释

[1]参阅西塞罗：《论法律》，Ⅰ，1—5。

[2]西塞罗：《布鲁图斯》，303—314。

[3]西塞罗：《致亲友》，Ⅷ，1，4。

[4]西塞罗：《论预言》，Ⅰ，3。

[5]《论共和国》，Ⅰ，42；III，47等。

[6]《论共和国》，Ⅰ，69。

[7]《论共和国》，Ⅰ，2。

[8]《论共和国》，Ⅴ，2。

[9]《论共和国》，Ⅴ，8。

[10]《论共和国》，Ⅰ，61；Ⅲ，51等。

作者简介

王焕生，生于1939年9月1日，江苏南通人。1965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专业。回国后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一直从事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古罗马文学史》、《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等。主要译作有（包括与他人合作）《伊索寓言》、《希腊罗马散文选》、《古罗马戏剧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普罗佩提乌斯的《哀歌集》，西塞罗的《论共和国》、《论法律》、《论老年》、《论友谊》、《论义务》、《论演说家》，《沉思录》等。其中《伊利亚特》（与罗念生合译）和《奥德赛》于1999年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奥德赛》于2001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延伸阅读

论共和国

西塞罗著，王焕生译

366页，38.00元，2006年1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焕生先生主要著作一览

（含合译著作）

（编辑：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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